“救灾物资被收‘千元过路费’：照章办事的冰冷，如何为八方支援的爱心升温？”

救灾物资被收1180元过路费：“照章办事”背后是制度与温度的博弈

一边是台风带来的洪涝灾害，公安消防争分夺秒救援，一边是高速收费站“照章办事”的冰冷画面，这反差令人深思。

知名公益人士胡雷向广西百色市德保县捐赠抗洪救灾应急物资，却在10月9日支付了1180元高速通行费。这位被称为“跪行巨人”的残疾公益人士质疑道：“抗洪救灾应急物资我报备了，全中国只要报备的物资，都是免高速路费，这是我们国家规定的事，为什么到了你们这地方就没有呢？”

事发后，德保县干部们自发凑了两千元钱给胡雷，被婉拒了。胡雷认为这不是钱的问题，而是希望制度性的困境不应该私了，必须说个明白。

01 灾情面前的冷暖对比

今年10月，台风带来的洪涝灾害袭击广西百色市德保县，造成山体滑坡、道路中断、百姓被困。公安消防争分夺秒地救援，爱心人士牵肠挂肚地支援。

公益人士胡雷从贵州榕江运送价值近9万元的救灾物资奔赴德保县，这批物资包括大米、方便面、橡胶手套、卫生巾、食用油等应急物品。德保县慈善促进会秘书长罗女士证实，胡雷的捐赠行为已向当地报备。

然而，当胡雷的物资车辆驶出德保收费站时，却遭遇了令人意外的一幕。收费站工作人员表示“未接到免费通知”，胡雷最终通过自助缴费机支付了1180元通行费。缴费截图显示，商户全称为“广西捷通高速科技有限公司”。

一边是紧急的灾情救援，一边是收费站“不交钱不抬杆子”的常规操作，这两幅画面的强烈对比，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思考。

02 政策执行的两面性

德保县慈善促进会秘书长罗女士表示，他们通过当地政府协调广西高速，但被告知“没有相关政策依据支持地方性救援物资免收费用”。

广西高速方面引用的可能是《收费公路管理条例》第七条规定：只有“经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或者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执行抢险救灾任务的车辆”才免交车辆通行费。换言之，地方性救援行为可能不在免除范围内。

然而，政策执行却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。2023年河北涿州洪灾时，外地李先生拉了一车水和方便面前往灾区，不仅去程免费，返程时空车，收费员问清情况后同样免费放行。

更令人称道的是，涿州南收费站不仅救灾车辆不收费，工作人员生怕司机进了ETC通道被扣费，专门在站外做引导。这种主动服务的精神，与“未接到通知”的机械回应形成鲜明对比。

03 制度与人性的博弈

广西高速方面对此事的回应是：根据规定，个人捐赠物资需由县级以上政府开具证明，否则无法免高速通行费。但如果下高速时没有证明，可先缴费，后续补办证明后再申请退费。

表面看，这是政策与执行的矛盾，实则暴露了深层次的制度困境。在灾害应急响应期间，是应该坚持“照章办事”，还是应该“特事特办”？

高速公路作为重要的交通基础设施，其本质是公共服务产品。在救灾应急状态下，它更应成为救急救灾的生命线，以最快速度、最低成本让救援力量及时抵达。

胡雷的拒绝收下当地干部的补偿款，实际上表明了一种态度：制度性的困境不应该私了。每次依赖“凑钱垫付”解决，只会让“救灾免通行费”的政策成为一纸空文。

问题的核心或许不在于政策本身，而在于执行者对政策的理解和把握。是机械死板地执行条文，还是领会政策精神灵活处理？这考验着执行者的智慧和担当。

04 构建更科学的应急救灾体系

此次1180元高速费引发的争议，表面看是小事件，却暴露了我国应急救灾体系中的一个短板——民间救援力量如何更顺畅地参与抢险救灾。

事实上，交通运输部、应急管理部在2019年联合印发的《关于做好社会力量车辆跨省抢险救灾公路通行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》已有所突破。该文件明确，社会应急力量可在应急管理部“社会力量参与抢险救灾网上申报系统”备案，审核通过后享受免费通行。

但问题在于，灾害救援往往分秒必争。第一时间启动救援的机构，往往来不及完成繁琐的审批流程。

可行的解决方案包括：明确县级以上民政部门或红十字会的确认函件即视为有效证明，并建立线上核验机制；民政、应急管理部门与高速公路管理部门建立信息共享平台，让数据多跑路，让民间救援更便捷。

05 规则与温度需要平衡

这场1180元的争议，从来不是“该不该收费”的问题，而是“我们该如何守护公益的温度”。胡雷拖着物资跨越千里，图的不是名利；涿州收费站的工作人员多问一句、多引一段路，花的不是多大成本。

难的从来不是“做不到”，是“愿不愿”——愿不愿在教条之外，多一点对“救灾初心”的敬畏；愿不愿在“照章办事”之上，多一份对“生命至上”的坚守。

有人说，这是“基层执行的教条主义”。我倒觉得，这更像一种“怕担责”的懒政。嘴上说着“没有政策依据”，实则忘了政策的最终目的是“为民”。

救灾是考验地方应急机制和动员能力的关键时期。对救灾车辆免费通行的事宜，反映了部门间的协同性和应急响应能力。制度应该为生命和爱心让路，而非相反。

德保县的干部群众被胡雷的善举感动，但感动的泪水不应成为解决制度性困境的替代品。2013年，一辆运送药品的救援车队在河南被收费站拦下收费；2014年，贵州省红十字会的救灾车辆在铜仁被收费850元。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，但进步却显得缓慢而零碎。

灾难面前，每一分钟都关乎生命，每一个环节都影响整体效率。只有当爱心不再被“收费”阻挡，只有当制度真正为生命让行，我们才能说：这是一条真正的救灾“生命线”。